工厂迁徙背后的产业转移

一个凤岗搬家公司眼中的珠三角企业搬迁史

在珠三角企业搬迁潮中，搬家公司作为一个独特的角色存在：既是工厂迁徙的搬运队，又跟那些被搬迁的工厂一样是劳动密集型企业，一样面临油价飞涨、物价飙升、劳动力成本提升等诸多压力，一样面临生死抉择。

常平搬家公司早上6点，广州珠江大桥桥底的一处军区后勤仓库内，汽车发动机一片轰鸣。

　　这个足球场大小的车场里，停靠着广州兄弟（中正）搬屋运输公司的20辆大卡车。凤岗搬家公司司机罗目清捏着水管朝车窗喷射一番后，和起重工人鄢春华爬进驾驶室，发动汽车，绕上内环路。他们必须抢在7点前驶出广州市区，晚了就会撞上堵车的点。

　　罗目清身后，紧跟着两辆开顶大货车、3台吊车以及三四十名东莞搬运工，他们的目的地是广州开发区的一家木制楼梯厂，为了在两天内将这家工厂整体搬迁至佛山里水和顺共同工业区。前一天，他们一直忙到夜里12点。熟悉行情的人都知道，每年7月至10月，是搬厂的旺季。

清溪搬家公司生死门

　　7点40分。

　　车队停在木梯厂大门前，朝阳斜斜挂过自动伸缩门，照在一排硕大的车厢和吊臂上，楼梯厂要8点才上班，罗目清、鄢春华先在一家小杂货店前休息，他们的早餐，分别是一个凉薯和一碗4块钱的炒粉。大朗搬家公司罗目清和鄢春华都来自湖南，身边的工友也以湖南人居多，其他则主要来自四川、广东连州、广西和河南等地，他们对城市的印象全部与搬厂有关，“天天都在搬，从广州到佛山，再到开平；从东莞到惠州、三水、四会、湛江，最远到过福建、广西。鞋厂、五金厂、电子厂、机械厂、摩托车配件厂……搬过各种各样的厂”。他们主要的娱乐是看电视——只能收到珠江台和中央电视台，打扑克——小赌怡情。但他们的老板，广州兄弟搬屋运输公司的董事长冯立志，却在考虑更为深远的问题。

　　36岁的冯立志在2008年遇上了本命年，他现在每周只在广州待两天，其余的时间全放在了家乡清远市清新县的那间地产中介公司上。3月，“兄弟”的一辆货车突然刹车失灵，冲向人群，撞死1人撞伤5人，“我看了下报表，这半年已经亏了18万多。上个月没停过雨，今年经济又不景气，2006年，我们营业额大概有700万，现在500万不到”。突然的一场重大车祸便足以让一家常平搬家（搬厂）公司死于非命，不久前，黄江搬家公司一家运输公司想将手上的一二十辆车盘给他，但他已了无兴致。

　　冯立志说，在广州大众、中信、人人等120多家横沥搬家公司中，论规模，兄弟（中正）能排前五，论搬厂业务，可入前三。在2006年的鼎盛时期，兄弟拥有32辆车、206名工人，如今只剩20辆车、100多号人。

　　“‘兄弟’快倒闭了，现在要先裁5个人，我不知道裁哪个亲戚好。”在广州芳村滘口大街的办公室里，戴着眼镜、白金粗项链的冯立志，边喝着工夫茶，边习惯性地摇晃着帝舵手表。他的姐夫是总经理，老婆是财务主管，侄子是车队长。正对门的墙上挂着一面“任劳任怨，尽职尽责”的绸红锦旗，上面还悬着一串清新县、广东省两级人大代表的出席证，大班椅左侧，一张2002年7月21日起始的“所剩资产盘点表”展示着主人的抱负：冯立志→芳村→广州→广东→中国→亚洲→地球→宇宙；夏→商→周→秦→汉→三国→晋→南朝→隋→唐→五代十国→宋→元→明→清→民国→新中国→冯立志，“盘点表”上划着细密的方格，“每过一天我就划掉一格”，上面还有4/5的空白。

　　控制日本的十大财阀之一、货运大王佐川青是冯立志的偶像。1997年5月，冯立志脱离三姐夫的搬家公司，与家人凑了8万块，花一万八，从一个叫“方块三”的人那儿买下一辆5米长的“跃进牌”二手货车，又从三姐夫的公司挖角，成立了广州第38家搬家公司——兄弟搬屋。

　　他将东莞搬家公司地址定在了荒凉的芳村“中英街”上，左脚是广州，右脚是佛山，业务员接电话常常要跑到厕所里，因为越往北，佛山信号越强，怕被收漫游费。上世纪90年代末，广州老城区拆迁改造、房地产业大开发，企业员工追赶单位福利分房“尾班车”、地铁一号线开工和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，让“兄弟”挖到了搬家的第一桶金。

　　随后，东莞搬家市场价格战开打，冯立志说，以1.5吨小型货车在市内的一趟搬迁费为例：1997年为250元，柴油每公升1.8元；2000年为200元，油价2.2元； 2004年为130元，油价最高可达3.8元。而现在，一些无证公司打出80元的低价，而油每公升却已涨到6.5元。另外，“兄弟”在珠江桥底租的2500平方米停车场，租金也从年初的4元/平方米涨到了4.8元/平方米。

　　油价、工人工资和广告费是凤岗搬家公司的三大成本，也是扼紧其命门的关键。转战利润更为丰厚的搬厂业务，似乎是搬家公司最后的一棵救命稻草。

方向西北

　　8点。木梯厂大门打开。

　　罗目清、鄢春华和那群身着红T恤、蓝外套、运动短裤和解放鞋的工友，围在杂木堆前抽烟，等待工长分配任务。

　　木梯厂租用了五千多平方米的厂房，那个上下两层的水泥楼，墙面灰旧破落，空荡荡的厂房里，只剩下一些写着人名的工单和岗位标签，大量的流水设备、木材和成品已在前一天搬空，剩下的只是十几台小型设备和一些杂物。

　　3台吊车开进厂房深处，在撬杆、粗绳、滚轮、拖车、叉车的帮助下，吊装师手捏操纵杆，将吊臂抬举、伸长、旋转，从楼顶、二楼和地面吊起水帘喷漆柜、风机、空气机等设备。常平搬家公司阳光透过屋顶的玻璃长条洒下，现场充满灰尘和油漆味、机器声和指挥声，三四十名搬运工一片忙碌，汗水和油污迅速沾满了全身，木梯厂监工戴着口罩、手执设备清单，在一旁一一记录。

　　木梯厂采购部经理王友鑫说，木梯厂已有7年历史，有四百多名员工，实木楼梯主供国内复式楼、别墅等高端客户，造价从几万到几十万元不等，其制造实力在国内排名前列。因为木材主要从南美海运进口，原油价格不稳定，也给其造成影响，横沥搬家公司“据我所知，东莞许多做外贸出口、劳动密集型的家具企业已纷纷搬迁或倒闭”。他说，木梯厂在佛山里水和顺共同工业区买下了30亩地，建起了新厂房，所以搬迁是想扩大发展。而一位未透露姓名的工友则称，木梯厂是因污染严重不符合广州经济开发区环保要求而搬，广州厂房租金贵也是原因之一。

　　此次常平搬家公司搬厂，木梯厂花费10万多元，但谈价格却让王友鑫感觉累坏了，“打个比方，他先告诉我是2000元，我让他来厂里看一看，他就找这样那样的理由，说要2500或要2800元。” 王友鑫找了好几家东莞搬家公司谈，“这个行业整体诚信度、服务质量都不高。”

　　早在1996—2000年间，冯立志就察觉到了工厂搬迁的商机。当时，由于城市规划的完善和房地产业的发展，政府部门加大了对环境污染、安全生产的整治力度，使广州老城区的工业企业经营成本越来越高，不得不向郊外转移。中山八路的广州铜材厂、大沙头的红旗印刷厂、东风东路的亚洲汽水厂都纷纷搬迁；还有海珠区的瑞宝乡工业区，在区内，上千间在同一栋厂房内吃饭、住宿、生产“三合一”的中小型工厂，在此期间也被迫搬迁。

　　2002年3月，冯立志买下第一台吊车，悄悄转型主攻搬厂业务。次年，他们做了一笔大生意：将广硕鞋厂从广州搬到清远。广硕老板以10万元一亩的价格买下3000亩地，现在这块地涨到3000元/平方米，相当于200万元一亩，3000亩就值60亿元，“广硕现在又准备搬到连州去，卖掉这块地赚到的钱比做主业还要多”。

　　工厂搬迁的黄金时代出现在2006年，此时也是“兄弟”的鼎盛时期。冯立志说，兄弟这期间搬的全是高污染、高能耗、劳动密集型企业，搬迁路线遍布珠三角，比如有1万名员工的万邦鞋厂（阿迪达斯代工厂），从广州搬到了清远；西铁城手表从永和开发区搬到广西梧州。此外，真善美电器、澳派厨柜等企业，污染严重的佛山陶瓷企业也在向高岭土的原料集中地——清远转移。“广东人有个观念，越往东走就越难走，东边做事不规范，经常是事还没搞成，饭就吃了好几桌。所以一般都是往经济欠发达的西边和北边走。”

“双转移”下的新迁徙

　　正午日头毒辣，近40度的高温烘烤着地面。

　　鄢春华脱下满是灰尘的深蓝工衣，在水龙头下冲洗，然后找了根木棍支在车头晾晒。正午12点，设备已经全部吊装到货车上，但车队仍然无法启程，据说，是因为木梯厂还有些事情没有交割清楚，当地村委会不予放行。

　　鄢春华习惯了这种漫长的等待，他说搬厂常常会遇到类似情况，有时会等一天，有时甚至会临时通知将装好的货物卸下。

　　直到下午两点，经过两个小时的高温跋涉，车队终于到达佛山里水和顺共同工业区的木梯厂新厂。这个尘土飞扬的新厂房，电焊机喷着火花正在焊接机床。木梯厂老板头戴草帽、身穿短裤，手端IBM笔记本，盯着图纸，在新厂房踱着方步丈量尺寸，一会，他又骑着单车指挥吊机将设备安装到合适的位置，一种蓬勃的生产气息在他脸上和工厂里漫延。

　　冯立志说，许多企业乐意选择在下半年搬迁，一是上半年订单较多，二是不受雨季影响。兄弟搬屋的业务主管石天绍也发现，精明的工厂主总是会选在厂房租期到期的最后一天才搬，而且边搬旧厂，新厂已经在开工生产。“吸引他们搬迁的原因大多是因为当地租金、人工成本低，当地政府有税收优惠。”

　　虽然“兄弟”每个月都会接到一二十单搬厂业务，但是，石天绍也发现，今年的搬厂业务已经不如前两年旺，业务量下降了近三成。“我们已经搬了十几年，动来动去的厂很多，该转移的都转移了。另外，现在楼价上涨，房租也在上涨，就是连买新房要常平搬家的人也少了。”

　　今年5月，广东省决定在未来5年启用500亿元资金，大力推动产业和劳动力“双转移”：将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欠发达的山区及东西两翼地区转移；欠发达地区劳动力向当地二、三产业和珠三角发达地区转移。广东省GDP已连续18年领先全国，成为中国第一经济大省，但是人均GDP却明显低于江苏、浙江等地区，近十年来年均增速在东部沿海省市中排在最后一位。同时，广东环境资源压力加剧，土地“瓶颈”制约突出，区域发展不协调问题十分严峻。

　　冯立志和石天绍都对“双转移”表示好感，但石天绍内心充满了一份担忧，“珠三角搬家产业要升级，但产业升级不是一两年，至少需要10年，不是那么容易的。”他不知道自己未来是否还会留在搬家行业，继续开拓搬厂业务。

　　下午5点，罗目清卸完工厂设备，开着大货车返回广州，在刚刚开通的佛山一环路边，是连绵一片的杂草地，罗目清指着窗外，“不久以后，这里会建起一排排热闹的新工厂”。